University of Cambridge(剑桥大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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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首《再别康桥》，成为中国人对剑桥魂牵梦萦的起点，当我们提到剑桥，来到剑桥，怎能够不提徐志摩?

关于Cambridge究竟该译作“剑桥”还是“康桥”更好，从来都是争执不下的问题。据说当年清朝大翻译家严复是福建人，按照福建话发音，Cam接近于“剑”，因此，严老先生随口翻译成了“剑桥”。徐志摩用的是“康桥”，前一个字为音译，后一个字取意译，严谨贴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种唯美主义的译法，从语音和字面上都能唤起人们对这个地方最温柔的遐想与憧憬。康桥，康桥，那该是一座似真似幻飞凌在波光艳影上的彩虹之桥，寄居了诗人最柔软的心房，和恋人最甜蜜的誓约。她不识人间烟火，遥遥如天上琼楼玉宇，却是最高最美的人生理想。

我自己习惯于用的则是剑桥这个称谓，窃以为，康桥美则美矣，却是太过阴柔，太过罗曼蒂克的文人气质，容易让人误解这只是个谈情说爱的所在。汉字之简洁精炼，一个“桥”字已足可以烘托美感和诗韵，人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弯如新月的拱形，映着流水的粼粼英翠。在前面放上一个颇具阳刚之气的“剑”字，其柔波之下的铮铮铁骨，其对大学问的孜孜追求，其内在的拼搏之魂，便凸现而出，跃然纸上。“剑”字中有锐气，有音乐之美，有杀伐之声，有一杯看剑气的豪气干云，有美人如玉剑如虹的少年风流。剑桥，剑桥，那是我心目中的圣战之地，是要奉献以整个生命和心灵的信仰之源。

正因为有了“康桥”与“剑桥”的分别，我们才更容易理解徐志摩，理解徐志摩笔下的Cambridge。

人人都知道徐志摩是诗人，然而很少有人了解，二十四岁以前他的理想是成为汉密尔顿那样的大政治家，那时候他的生命里还没有诗歌。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剑桥的游学经历可说是他人生一大重要的转折点。他的诗心是由剑桥开启的，他曾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：“……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，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，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。”

1920年秋天徐志摩初到英国的时候，本来是为了师从哲学家罗素，没料到罗素因在战时主张和平已被剑桥除名。无奈之下他只得暂住伦敦，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。后来结识了英国作家狄更斯，并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剑桥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，由此开始了他和剑桥的缘分。

徐志摩在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中，对自己短暂的剑桥生涯做了印象派油画般的描述，经他描摹过的那些景物都成为不朽，甚至成为比剑桥本身更真实的生命体。当我亲身经过那些地方的时候，总忍不住产生一种幻觉，以为有另外一人的呼吸在我耳畔回荡，他的脚步在我身旁悠游。国王学院的校友居仍然是校友居，克莱尔学院的三环桥也还是三环桥，他笔下的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七分鹅黄、三分桔绿的剑桥一如往昔，所不同的只是，当年这青葱古道间曾走过一个他，而今任我再怎样徘徊祈祷，他也不会重来。

我高中时代有位朋友，爱徐志摩爱到言必称摩摩。当时我颇有些不屑，总觉得志摩的诗文过于浓丽稠密，用词太铺张奢华，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。然而我到了剑桥，才真正有点儿懂得他了。原来那大色块的铺陈都是确有其事的，那夕阳里的金柳，水中油油的青荇，真就是画家莫奈调色板上莫可名状的艳丽，让你喜欢得只想化作这其中的一份子才好。

到了剑桥，才开始懂得他的人了。从前读他的文章，认为他这人较多书呆子气，而较少男子气概。这实在是一种误解。翻看剑桥校友的回忆录，徐志摩在他们的记忆里并不是一个呆板害羞的人，恰恰相反，当年曾在国王学院任教的文学批评家理查德这样说，徐志摩朋友满剑桥，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，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，特别在国王学院，是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。如果展开剑桥大学的档案，我们还会看到当年国王学院给他的评语，“持智守礼，放眼世界”。以严苛审慎著称的剑桥，这八个字可谓是对个体极高的评价了。原来，徐志摩是这样一个热情洋溢、心胸开阔的剑桥人!一个人算不算得真正的剑桥人，并不在于他的身体在剑桥停留了多长时间，而要看他是否打开了绑在灵魂上的世俗枷锁，用自由之思想探求人格之完整。在这一点上，徐志摩可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剑桥人。

胡适在《追悼志摩》一文里曾对徐志摩做过如下概括：“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‘单纯信仰’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词：一个是爱、一个是自由、一个是美。他梦想这三个理想能够会合于一个人生里。”这就是真正的徐志摩，而这个单纯执拗的徐志摩，正是从剑桥的晨昏中洗尽铅华，脱胎换骨而成。

在这段朝圣般的剑桥生活中，徐志摩与林徽音无疾而终的爱情，无疑为整个故事涂上了最凄婉迷人的一抹油彩。徐志摩自己就说，他一生的周折，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。他在伦敦与好友林长民年仅16岁的女儿林徽音初识，一见钟情地堕入情网。身在剑桥的一两年间，浓浓的相思化作雪片般的书信飞向伦敦，遇到徽音来写生的时候，则剑桥就是人间天堂。他们并肩在康河畔漫步，石径上弥漫着三叶草和蔷薇花的芳香，远方传来圣玛丽教堂悠扬的钟声，他们是世间最圣洁的恋人。

然而人生毕竟不是理想。当时徐志摩已有家室，离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不可想象的，何况还要背负一个抛妻弃子的恶名!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徐志摩，他不顾家庭压力，不管社会谴责，不理会朋友劝说，铁了心一意孤行。客观地说，这时候的徐志摩是自私的，他对妻子张幼仪是冷酷决绝的。然而，作为一个信奉爱、自由和美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剥夺他获得这些权利更残忍的事了。

有时候我想，林徽音在徐志摩心目中，早已超越了对个人纯洁的爱情，而上升到对至善至美的女性的大爱。而这爱，必须用一个自由的灵魂来成就。因为向往美，所以要爱，不但要爱，还要自由地爱，这就是徐志摩的信仰。他在给恩师梁启超的信里这样写道：“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，得之，我幸，不得，我命，如此而已。”

虽然林徽音最终嫁给了梁思成，徐志摩未能与之结合，但他终其一生都在以身实践。这也许有些天真执拗，但徐志摩是真正无畏孤独的勇士，他自始至终微笑着抗击那些似乎不可能抗击的东西。

在柔和的阳光里，跟心爱的人在河边小憩，看水波盈动，话世外闲情。想起八十多年前徐志摩流星般滑落的爱情，追忆气质如兰、美丽高贵的林徽音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徐志摩的诗心和诗情就是这样在剑桥成就的，而剑桥的精神也正是由徐志摩和像徐志摩这样的剑桥人撑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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