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最近在南京举行，聚集了耶鲁、牛津、斯坦福等一批世界名校校长。会上，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感叹：中国大学新建那么多楼，我们都快赶不上了。但是，尽管受到财务方面的挑战，牛津依然坚持对人的投资。“我们可以停止投资楼房和设备，但不会停止投资‘导师制’，因为它是我们特别的优势。”

这样的感叹，意味深长。

大学应该把钱用在哪里？相比早些年，如今国内大学的校园建设、办公和实验条件可谓“鸟枪换炮”。不少海归人士、外国专家都说，现在中国大学特别是名校的办学条件，不比发达国家的大学差。师资条件与人家一比，却判若云泥。比如，牛津长期坚持“导师制”，在本科生中每周安排几个小时的师生“一对一”或“一对二”教学。导师给予学生精细化指导，学生可以对导师提出学术挑战，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，激励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。“导师制”固然花费昂贵，但为了坚持高质量的精英教育，牛津舍得投入。反观国内一些名校，尽管国家每年给予的办学经费不菲，多的甚至达到十几亿、二十几亿元，但仍然实行一个老师面对三四十名本科生的大班教学。不少老师上完课就提包走人，与学生交流甚少。

对“物”投资与对“人”投资，为什么会厚此薄彼？至少有两个原因。其一，国家给予高校的办学经费，大多以“专项经费”形式下发，而硬件“专款”高于软件建设，明显不平衡。其二，一些高校喜欢把钱用在“形象工程”上，热衷建造大楼，却忽视培育大师，因为前者立竿见影，后者收效甚慢。这样的投入是一种短视行为，无助于提高教育质量。

相比发达国家，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总体并不富余，甚至捉襟见肘，这就更加需要研究如何用好钱，如何“有所为、有所不为”。而且，用钱不仅仅是财务上的问题，背后折射的是办学理念、大学精神之类的大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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